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 [181-185] [187]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188]
他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 [172] [180]与陈望道为保卫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反对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
“鲁迅”，是他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1-6]。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7-9]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妇女问题 [216]，其揭示了礼教贞操观对女性的压迫，批判了男权文化，肯定了女性的价值。 [213]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周树人
- Lu Hsin [186]
- 鲁迅、长庚、风声、尊古等
- 1881年9月25日
- 《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
-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0]
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 [4]
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伟大导师 [11] - 1936年10月19日
- 周樟寿
- 豫才（原字豫山） [2]
- 男
人物经历编辑本段
少年时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16]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17]
奋力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13] [18-2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23-24]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22] [26]
迷茫困顿
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28-30]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31-32]
文坛先声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37-38]
民主战士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1月写《范爱农》。12月辞职。 [37] [42] [189]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 [43]”、“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44-46]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47-48]
左联盟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5月31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6月9日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8月5日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0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0月17日旧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人物逝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逝世。 [58-61] [193]
个人生活编辑本段
家族成员
姓名 | 人物关系 | 简介 |
|---|---|---|
烈祖父 | 字熊占，号云岩，国子监生，周绍鹏独子。浙江绍兴东昌坊口人 [195] | |
天祖父 | 周渭长子，字佩兰，号西林 [196] | |
高祖父 | 原名毓琳，字瑞璋，国子监生，敕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赠奉政大夫，捐职布政司理问，加二级。配劳氏、屠氏、潘氏 [197] | |
潘氏 | 高祖母 | 山东堂博主薄潘桂第三女，生五子：以埏（兴房始祖）、以堃（出继周崧勇房为嗣）、永年（立房始祖）、以尧（诚房始祖）、以坶（出继周毓琪和房为嗣） [198] |
曾祖父 | 字苓年，号锡龄，浙江绍兴人，清代国子监生，覃恩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195] | |
戴氏 | 曾祖母 | 观音桥国子监生戴琳长女，生一子周福清，一女适捐职同知章湘云三子、州同衔候选府经历章锡侯 [197] |
祖父 | 生卒年：1838年—1904年，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62] | |
孙氏 | 祖母 | 周福清元配 [199] |
蒋氏 | 继祖母 | 生卒年：1842年—1910年，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格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63] |
潘大凤 | 庶祖母 | 周介孚之妾，鲁迅庶祖母（或称潘姨太） [64] |
何氏 | 外祖母 | 会稽县皋阜镇人，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 [65] |
父亲 | 生卒年：1861年—1896年，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66-67] | |
母亲 | 生卒年：1858年—1943年，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67] [70] | |
妻子 | 鲁迅的合法妻子，生卒年：1878年—1947年，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71] [76] | |
伴侣 | 鲁迅的伴侣，生卒年：1898年—1968年，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73] [200] | |
弟弟 | 鲁迅二弟，生卒年：1885年—1967年，原名周櫆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72] [177] | |
妹妹 | 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68] | |
弟弟 | 鲁迅三弟，生卒年：1888年—1984年，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69] [74] | |
弟弟 | 鲁迅四弟，生卒年：1892年—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74-75] | |
儿子 | 鲁迅与许广平独子，生卒年：1929年—2011年，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生前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201] | |
儿媳 | 周海婴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退休教师，生前系鲁迅文化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202] | |
侄子 | 周作人长子，1912年出生于绍兴 [203] | |
周冲 | 侄子 | 周建人之子，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 [204] |
马理 | 侄女 | 周建人之女，1917年11月出生 [204] |
侄子 | 周建人之子，1919年5月出生 [204] | |
侄子 | 周建人之子，1922年2月出生 [204] | |
侄女 | 周建人之女，生卒年：1924年—1984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194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工人日报》记者，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秘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等，后调入中央统战部，先后整理出版《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在上海》等专著 [204] | |
侄女 | 周建人之女，生卒年：1927年—2001年，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1948年随父亲到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到解放军卫生部工作。1954年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总后药物研究所工作，曾任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 [204] | |
侄女 | 周建人之女，1932出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母到解放区，曾在贝满女中读书。1951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未读即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 [204] | |
孙子 | 周海婴和马新云的长子，鲁迅长孙，文化工作者 [174] [205] | |
张纯华 | 孙媳妇 | 周令飞妻子，周海婴的大儿媳 [206] |
孙子 | 周海婴和马新云的次子 [207] | |
吴彬 | 孙媳妇 | 周亦斐妻子，周海婴的二儿媳 [206] |
孙子 | 周海婴和马新云的三子 [207] | |
车晓林 | 孙媳妇 | 周令一妻子，周海婴的三儿媳 [206] |
孙女 | 周海婴和马新云的女儿 [207] | |
田中正道 | 孙女婿 | 周宁丈夫 [206] |
曾孙子 | 周亦斐和吴彬的儿子，周海婴的长孙 [208] | |
曾孙子 | 周令一和车晓林的儿子，周海婴的小孙子 [206] | |
曾孙女 | 周令飞长女，周海婴的长孙女 [206] | |
曾孙女 | 周令飞小女儿，周海婴的小孙女 [206] |
情感经历
- 兄弟不和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77]
- 婚姻爱情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78]
个人作品编辑本段
小说集
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82]
作品名称 | 出版信息 | 作品名称 | 出版信息 |
|---|---|---|---|
1927年3月，未名社 | 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 | ||
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 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 | ||
《续编的续编》 | 1948年，上海出版公司 | 《而已集》 | 1928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
《三闲集》 | 1932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 《南腔北调集》 | 1934年4月，上海同文书店 |
1932年，上海合众书店 | 1936年6月，上海联华书店 | ||
《伪自由书》 | 1933年10月，上海青光书局 | 《准风月谈》 | 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店 |
《且介亭杂文》 | 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 | 《且介亭杂文二集》 | 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 |
《且介亭杂文末编》 | 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 | 《集外集》 | 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
《集外集拾遗》 |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 | 《集外集拾遗补编》 | 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 |
以上资料整理自 [83-100] | |||
翻译作品
翻译作品 | 出版信息 | 翻译作品 | 出版信息 |
|---|---|---|---|
《壁下译丛》 | 1929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 《现代日本小说集》 | 1923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现代新文学的诸问题》 | 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 | 《桃色的云》 | 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 |
《艺术论》 | 1929年6月，上海大江书铺 | 《苦闷的象征》 | 1924年12月，北京未名社 |
《文学与批评》 | 1929年6月，上海水沫书店 | 《出了象牙之塔》 | 1925年12月，北京未名社 |
《月界旅行》 | 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 | 《小约翰》 | 1928年1月，北京未名社 |
《工人绥惠略夫》 | 192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思想·山水·人物》 | 1928年5月，北新书局 |
《现代小说丛译》 | 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近代美术史潮论》 | 1929年，北新书局 |
《爱罗先珂童话集》 | 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小彼得》 | 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 |
《文艺政策》 | 1930年6月，上海水沫书店 | 《艺术论》 | 1930年7月，上海光华书店 |
《毁灭》 | 1931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 | 《竖琴》 | 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
《十月》 | 1933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 《一天的工作》 | 1933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
《表》 | 1935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 《俄罗斯的童话》 | 1935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
《死魂灵》 | 193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 1936年6月，上海联华书局 |
《药用植物及其它》 | 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 《山民牧唱》 |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 |
《译文补编》 | 2008年3月，福建教育出版社 | ||
《地底旅行》 | 1906年3月，上海普及书局及南京启新书局 | ||
《域外小说集》 | 1909年3月，上册；1909年7月，下册 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出版社未知 | ||
以上资料整理自 [101-115] | |||
学术专著
著作名称 | 出版信息 |
|---|---|
1923年12月，上册；1924年6月，下册，北大新潮出版社 | |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 | |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 | |
以上资料整理自 [116] | |
美术作品
封面设计（选录） | 北大校徽（鲁迅原版） | 民国初期国徽设计 |
|---|---|---|
自我象征（猫头鹰） | 绘画（猫头鹰） | 临摹作品 |
|---|---|---|
其他作品
鲁迅手稿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
正面评价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3] [124]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8-9]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125-126]
刘国胜：“鲁迅先生深切同情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广大妇女，为她们呼号；同时深入揭露旧文化糟粕对妇女的毒害，启发她们从沉睡的'铁屋子'里觉醒。他深情讴歌伟大的母爱，赞美劳动妇女的朴实良知，弘扬为自由和幸福而牺牲的女性的创造和奋斗精神。” [216]
中性评价
负面评价
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133]
艺术特质编辑本段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136]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136-137]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138]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139]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139]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139]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声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139]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段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回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疲累身心的憩园。 [140]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141-142]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143]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143]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4]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4] [144]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座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145-146]对此评论家王进玉表示，鲁迅先生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于颜体和北碑用功最勤，且参得个中三昧，只不过其将笔法、章法等完全涵蕴在了日常自然的书写中，一般人鉴于个人眼界、水平等原因，看不出来罢了。 [147]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145-146]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148]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149]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概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149-150]
人物影响编辑本段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10] [151-156]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151] [154-158]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10]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159-160]
人物轶事编辑本段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161-162]。
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163-164]
绿林大学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开展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联名在《京报》上刊登《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定支持学生驱杨。在此次风波中，鲁迅显示出了文人斗士的不屈形象，因此被反动文人诬蔑为“学匪”。鲁迅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绿林书屋”。 [210] 1925年12月12日，鲁迅在北京《国民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捧与挖》的杂文，写道，“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 [211-212]
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165]
刎颈之交
鲁迅与近现代医学家厉绥之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游学，同班同寝室。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两人的名字还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鲁迅、厉绥之和钱均夫三人后来虽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他们回国后，彼此还常相往还，情谊依旧。
七十并肩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查到，从1926年到1935年，陈望道和鲁迅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共有70多次，这些记载充分反映出他们为保卫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为反对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同一条战线上冲锋陷阵，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
白红小象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166-167]
不重手稿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实是译《表》的手稿 [209]）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168-169]
学佛论道
在士大夫心中，佛教本高于道教。近代思想界的变化，更增强了读书人对佛教的好感。鲁迅曾经大量求购和研读佛经，鲁迅曾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关于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最有名的断语大概要算鲁迅说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许多知识人看来，道教乃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诸弊端的根源。鲁迅又称道士“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
师生之情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其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朝夕相处，对其走上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藤野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在鲁迅入学前的两个月他才升格为教授。藤野说话时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鲁迅听着不习惯，却觉得亲切。决心弃医从文的鲁迅最后向藤野提出了退学申请。《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后来，藤野才知道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成为了作家鲁迅，并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性别平等推动编辑本段
妇女解放的推动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鲁迅（《通讯》）
思想革命必须抓住本质，妇女解放的本质是男女地位平等，鲁迅很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男女平等，并非否定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如果无视、甚至抹杀这种差别，就走向另一个极端——鼓吹男女完全同质化，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和男人。
- “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痛苦。”——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 “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先生谈男女地位平等，首先反复强调男女在经济上的平等，强调妇女的经济权。没有经济权就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傀儡、奴隶地位，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经济权最要紧。
-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韧性精神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鲁迅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毫无疑问，妇女争取经济权，乃至整个妇女解放运动，都必须发扬韧性精神。
- “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天空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它果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依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鲁迅 [216]
男权文化的批判
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注重批判礼教贞操观背后的男权文化逻辑。在鲁迅看来，节烈观是男权制度和意识的产物：面对强横，男性无力保护妻女，便鼓吹节烈，不惜牺牲女性的生命以维护对女性的权属。这正和亡国之君要求臣子尽忠一样：“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
鲁迅还进一步揭示出，礼教贞操观对女性的压迫，不仅“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更在男权社会造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由此，鲁迅也揭示了男权意识存在的普遍性。这些判断敏锐地揭示出，礼教贞操观与王权专制传统具有共同的运作逻辑。它来源于鲁迅的现代性别意识，使鲁迅具有超乎同侪的性别敏感。
这一超出同侪的性别敏感一直贯穿于鲁迅的文学实践中。在戳破当时各式正人君子的面皮、痛击各色道学家的虚伪时，一旦遇到相关话题，鲁迅都会表现出他对男权意识不妥协的战斗性。
在“革命+恋爱”小说风行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作者性人格深处残留的男权价值观：“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一只手》是郭沫若的小说。那时郭沫若正和鲁迅争夺无产阶级文学的定义权，自称是文艺界的“暴徒”、革命的“留声机”，把鲁迅称为“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鲁迅对《一只手》的评价却并不仅仅纠缠于个人恩怨，而是直指郭沫若未经检修的“性人格”。他认为，如果男权制度塑造的性人格未经检修，革命文学家们所描绘的黄金世界再怎样迷人都不足为训。另一个例子是他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判断。在“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1928—1938）里，当希特勒被部分人鼓吹为中国榜样的时候，鲁迅却兜头泼去一瓢冷水。他从希特勒的焚书，尤其是烧性学书的暴行中看到妇人与小儿将重新陷入往古受压迫地位的前景：“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鲁迅之所以能“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是他对现代性别意识独到与深刻的理解。 [213]
同时，现在，一些成功人士的雷人雷语不绝于耳，反智的解题思路令人瞠目。本该展开严肃探讨寻求答案的社会问题和公共议题，却被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归因于女性群体，从“‘剩女’推高房价”到“房地产如坏女人”、“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导致低生育率”，再到“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家堕落”，暴露了一些“精英男性”在性别平等观念和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鲁迅曾就甩锅女性的言行大加挞伐。 [215]其在《阿金》中曾说：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214]
现代性别意识的重要内涵是对造成女性屈从地位的男权制度和意识进行批判和颠覆。鲁迅的文学工作自始至终致力于此，是他“立人”思想实践的一部分。在刨“坏种们”的祖坟和现实批判中，鲁迅对男权制度的警惕和颠覆从未缺席。
越到晚年，鲁迅批判男权制度和意识的笔触越深刻、越尖锐、越自由洒脱。《我之节烈观》是堂堂之阵，义正词严之余不免拘谨，而《男人的进化》（1933）、《关于女人》（1933，此文虽为瞿秋白所作，但鲁迅自己署名发表并将其收入《南腔北调》，想来是认可其观点）、《上海的少女》（1933）、《关于妇女解放》（1933）、《女人未必多说谎》（1934）、《“小童挡驾”》（1934）、《论秦理斋夫人事》（1934）、《病后杂谈》（1934）、《论“人言可畏”》（1935）等篇则从心所欲，嬉笑怒骂，尽遣己意，毫无挂碍。
在《男人的进化》中，鲁迅对男性借助契约、礼教、科学公理等压迫女性的“进化”把戏极尽嘲弄：
-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阶段了。
-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对以礼教、契约、科学公理等面目示人的男权意识，堂堂之阵当然有正面颠覆之力，而像《男人的进化》这种嬉笑怒骂的文章，通过戏拟“卫道”之文（鲁迅自称这篇是卫道的文章），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揭破男权意识形态的荒谬与残酷，其颠覆效果更加显著。它使人于破颜之时获得对丑的蔑视，是对当时一本正经的男权意识最有效的颠覆。嬉笑怒骂的背后是鲁迅超越于男权制度和意识的自由精神。 [213]
女性价值的发现
鲁迅始终关注被男权制度和意识压迫的女性。在他看来，礼教社会就是男权社会，礼教秩序下的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发声的权利，被压在最底层：
-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因此，卑贱如阿Q也敢捏小尼姑的脸，获得闲人们的喝彩而露出“十分得意的笑”。女子与玉帛、杀戮一样，都是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造反梦想的战利品。
由此可以讨论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与“厌女倾向”的问题。程亚丽在指称鲁迅的厌女倾向时，一个主要论据便是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充斥着“负面特征”：“鲁迅对女性弱点的表现显示出他认同‘和婉柔顺’这种由自然与文化赋予女性的规定性。”“鲁迅的女性书写几乎都是围绕女性身上那种似乎不可克服的‘内在性’，一种属于父权制文化宰制下女性特有的感性的、内向的、内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弱点’来全力展开，并在他批判‘国民性’的这面思想镜子下将之着力放大，使女性作为‘他者’的精神结构被具化成纯粹符号化、对象化的一种文学存在”。鲁迅作品中的确绝少理想女性，这正如其中也绝少理想男性、理想的“人”一样，是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曾出现，作家很难仅凭理念创造出鲜明动人的形象。他笔下的女性如祥林嫂、阿金、爱姑、九斤老太、四铭太太、老虔婆等，都是受男权意识深刻塑造的，有“嘁嘁喳喳、蜚短流长、说谎成习、不可理喻、目光短浅”的负面特质。这些负面特质很容易触动鲁迅对男权意识敏感的神经，由此而成为鲁迅笔下熠熠生辉文学形象的特征。
女性独特气质（“女人气”）的被忽视甚或被批判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权意识不满的内容之一。她们立论的基点是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秉性。程亚丽、李玲等关于鲁迅厌女倾向的论证就出自这一逻辑。这值得进一步追问：首先，“女人气”在男权社会中到底能保留多少自然属性？男权制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数万年，如此漫长的性别压迫史对女性自然属性塑造的深度与广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许多女权主义者不认可本质主义的“女人气”，而将“女人气”视为文化塑造的结果。波伏娃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女人的自然属性是被攫取了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是把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女人气”作为抨击的目标。鲁迅塑造的女性形象多负面特质，不是把这些负面特质视为女性生命的秉性，而是因为这些负面特质是男权塑造的精神创伤。这一点稍微罗列一下就可以证明：祥林嫂周围的女性比鲁四老爷更严苛地对待她；杨二嫂历经生活的磨难变成一只圆规；爱姑只听到七老爷的咳唾就落荒而逃等，不一而足。鲁迅择取它们，是将其视为女性自然属性被男权制塑造所造成的创伤来批判男权意识造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并非将之视为女性的天然属性加以贬低。相反，鲁迅对男权塑造女性自然属性的逻辑有通透的认识。卢梭的《爱弥尔》中的“贤妻良母主义”女性教育观被视为露骨的男权思想。其迷惑性来自卢梭的自然哲学所宣扬的男女自然属性的不平等，似乎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与女性的自然属性相适应。《爱弥尔》的中文译者魏肇基在译序中，不客气地否定了卢梭的厌女倾向，指其“不承认女子底人格……此实感染于千余年来底潜势，虽遇天才，也不免要受些影响呢”。梁实秋反驳魏肇基的观点，肯定《爱弥尔》中的女性教育思想是基于男女“自然的不平等”的事实，是“卢梭的自然主义最健全的一部”，“他的主张非但极彻底，而且是尊重女子的人格”。鲁迅颇不以梁实秋之论为然，指梁实秋并没有“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鲁迅敏锐地指出，卢梭和梁实秋所认定的所谓女性的自然属性是“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即是男权意识长期塑造而成的人化自然，并非女性真正的自然属性。当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思想者并不多。
其次，当年影响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主要是自由主义女权思想和社会主义女权思想。自由主义女权思想追求公正，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反对强调性别的差异。社会主义女权思想追求平等，同样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差别。鲁迅显然受到两者的共同影响，更注重通过颠覆性别压迫制度来完成女性的解放：
- “这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 “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鲁迅承认两性在生理和心理等自然属性上有差异，但他并不赞同突出这种差异而造成两性对立：
- “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
他把性别革命视为社会全盘革命的一部分：
- “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213]
鲁迅不否认单纯去除女性“独有的桎梏”的斗争的合理性。他认为，只有解除了男权制度和意识的压迫与塑造，男女两性才有可能发展基于自然差异的性别属性，即成为“真的女人和男人”。他所设想的“真的女人和男人”是没有压迫的、自由地发展各自个性的个体（包括尊重同性的个体差异）。
鲁迅对女性自然属性（即使经过漫长的男权塑造）的正面价值并非完全无视。他曾提到：
-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此处的“天性”“母性”“女儿性”便是指女性的自然属性。
不过，鲁迅意在揭破男权社会如何将“女儿性”和“母性”塑造成符合男权价值观的“妻性”，并没有进一步阐释“母性”与“女儿性”的价值。在别的场合，鲁迅特意赞佩女性顽强的生命力。在京派与海派论战时，他举出法郎士的《泰绮思》来讽刺京派与海派的合流。他对泰绮思“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大加肯定，以之与“死样活气的文人”相对。十年之后，张爱玲在战争氛围里也把女性顽强的生命力当作人类的希望，算是一次不远的回应。
鲁迅对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偶尔闪现的正面价值也极力阐扬：
-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刘和珍们所体现出来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勇毅”等正是鲁迅从历史和现实中发掘出来的女性的正面价值，并以之为未来新价值观的重要组成。
另外需追问的是，应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作家性别观念之间的联系？作品的女性形象与作家的性别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但不宜将二者直接等同起来。鲁迅固然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负面特征的女性形象，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将女性的这些负面特征作为礼教（男权）制度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来表现，借以揭露礼教（男权）“吃人”的真相。戏拟、讽刺、反语等文学转译手段容易造成读者的接受“纱障”，导致曲解和误读。最突出的例证是大多数研究者昧于《伤逝》复杂的视角缠绕，造成对鲁迅性别观念的误判。在《伤逝》中，鲁迅借涓生的双重内视角反省了“五四”的启蒙话语和爱情话语。涓生与子君作为二者的实践者，鲁迅给予深切的同情，并非其讽刺、批判的对象。子君在《伤逝》中因视角设置的需要，没有获得发言的位置，但鲁迅不是要把她塑造成对封建礼教不彻底的反抗者，也不是个性主义的萎缩者，而是承载着日常生活合法性的女性。这种对女性独有价值的肯定在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群里是绝无仅有的，女性作家在这一点上也甚少建树。因此，鲁迅对男权制度和意识始终如一地批判以及对女性价值的肯定都可视为时代的标杆。 [213]
男性人格反省
男性“性人格”的反省与检修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男权意识对人的塑造是全面而深入的。因此，男权的颠覆不能止于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颠覆男权意识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塑造。对个体来说，这一工作便是性人格的检修与重塑。所谓“性人格”，是指性别观念在人格中的构造。男权制度和意识对性人格的塑造是普遍而深刻的，厌女的价值观深入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对它的检修是复杂而艰难的。作为男权制度的制造者、受益者，男性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男权制度，这便是性人格缺少检修的症候。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许多男性启蒙者的性人格缺少自觉检修。作家未经检修的性人格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触目的厌女症。程亚丽将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男权主义者和中国传统男权观念一同列入鲁迅厌女症的来源。这一试图从性人格层面讨论问题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的确，鲁迅如何认识自己的性人格？他是否对男权意识塑造的性人格有所自觉和警惕呢？这是判断鲁迅性别意识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依据。
上文所述鲁迅批判礼教的男权文化逻辑表明他对中国男权传统有足够警惕。对所接受的外来思想资源中的厌女倾向，鲁迅也十分警觉。叔本华是有名的厌女症患者。“女师大风潮”中，鲁迅把叔本华的厌女论调和绅士们的趣味关联起来，嘲讽了二者，并把它归因于叔本华患过梅毒。鲁迅对尼采的厌女倾向也有警惕，把叔本华和尼采并称为“咒诅女人的名人”。鲁迅肯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源于“许多正人君人的外套都被（它）撕碎了”。但对其厌女倾向并没有多少敏感。这与那时的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的厌女倾向了解不多，发现得比较晚有关。基于此，鲁迅对男权意识所塑造的男性性人格多有警醒和反思。它最初表现为男性在面对传统—现代转型期的道德陷阱应自我牺牲的觉悟。《随感录四十》（1919）中，鲁迅将青年人对爱情的呼喊视为“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与此同时，面对包办婚姻中不幸的女性，他选择“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这一被后人所称道的选择糅合了个性主义、现代性别观、儒家的“仁”等思想。爱情固然是现代人的徽章，而包办婚姻中的女性同样是牺牲者，不能责备；醒过来的男性不应该只谋求“救出自己”而置女性的痛苦于不顾。他只能以自我牺牲这种“万分可怕”的选择来跨过这一道德陷阱。这种态度显然不是视女性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的性人格的产物，而是现代的性人格的产物。这其中既顽强地保留着现代人的求真意识，又有对同类的深切同情(爱)，是传统—现代转型期具有现代性别意识的男性能够做出的最理性，也是最人性的选择。
《随感录四十》鼓吹男性自我牺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性人格内省。真正值得称道的性人格内省之作当属《伤逝》。这一点却为历来的解读者所忽视。孟悦和戴锦华认为子君的死“标志了‘代言者’与‘被言者’的精神隔膜”。这一观察具有相当的历史穿透力，触及当时操持着启蒙话语和爱情话语的绝大多数男性的性人格软肋。但是，她们所举出的《伤逝》却并不是恰当的例证。《伤逝》恰恰是难得的对启蒙话语和爱情话语中男权意识的深刻反省之作。“代言者”涓生和“被言者”子君之间的确存在着精神隔膜。这种精神隔膜也是悲剧的成因之一。但是，涓生的忏悔最终使他意识到了这一隔膜：“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即涓生发现，他和子君的隔膜是对于爱情的不同理解。涓生的反省和忏悔，肯定了子君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是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二是女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爱情的价值。这两者正是以进步、理性为代表的“逆子”话语所忽视的。由此，《伤逝》可以视为男性作家的性人格自我反省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不仅涓生所服膺的爱情话语的符号化与空洞化倾向得到深刻的反省，而且子君所实践的，灌注在日常生活中的爱之现代性价值也得以凸显和肯定：油鸡、阿随、白菜等因浸润着女性的爱而体现出与涓生追求的附丽于邈远“生活”的爱截然不同的价值——爱现世生活，爱涓生这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爱一个理念。这是鲁迅站在男性角度深切地自我反省的产物。换言之，鲁迅的自我反省深入男性幽暗的性人格深层，逼出了涓生所代表的男性启蒙者所构建的启蒙神话中潜隐着的男权价值观。这一性别反省的结果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是最难以达致的时代高度。
与《伤逝》形成互文的是鲁迅在爱情实践中的性别自觉与反省。1923年兄弟失和以及随后的重病使鲁迅改变了早期清教徒式的价值观。他从“陪着做一世牺牲”，自慰于“血液究竟干净”转而选择承认现世生活的合法性：“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但于别人有益。”他之所以选择接受许广平的求爱，宣称“我可以爱”，便与这一变化有关。在这一价值观巨变中，鲁迅表现出了鲜明而深刻的性人格自省。他在给后辈朋友的信中直承：“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明白自己的各种缺点，是自知，而且这种自知不仅止于一身，更是扩而大之对男性整体的自知。
热恋中的鲁迅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性人格反省。鲁迅与许广平讨论他们的爱情时，“有时总还虑他（指许广平——引者注）为我而牺牲”。许广平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在牺牲，“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其实天下间即无所谓牺牲……我认为舍此作法即无合适满意者，我即切实行去，这是我为取舍决（抉）择而知何者当牺牲，何者当取择，天下固不能全有，亦只有取吾所好，既好而取，即得其所，亦即遂吾志愿。”许广平的“自所甘愿即非牺牲”是“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思想高度。鲁迅却进一步提醒她：“人们有自志取舍，和牛羊不同，仆虽不敏，是知道的。然而这‘自志’又岂出于天然，还不是很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情形的影响的么？那么，那学说是否真实，那人是否好人，配受赠与，也就成为问题。”鲁迅站在性人格自省的角度对许广平所秉承的“五四”时期爱情话语表示怀疑：“自志”应该是出自个体真实经验之上的理性自择——“天然”。“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情形”并非个人的真实体验。时代话语的合法性以其巨大的形塑力有可能掩盖个人的真实感受和价值别择。涓生对子君的误解不就是出于启蒙与爱情这样的时代话语而忽视了子君的油鸡与阿随所包含的生之价值吗？“别人的情形”当然更不足为法。鲁迅在热恋之中仍保持着深刻而顽强的性别自省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种深刻的性人格自省使他所追求的爱情建立在极其坚实的“真”的基础上。
建立在性人格现代检修基础上的爱营造了与礼教秩序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在许广平回忆中，鲁迅是一位秉承着“幼者本位”，将爱与真付诸实践的父亲；夫妻之间的以沫相濡更是令人心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213]
局限性
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受到它的制约。鲁迅同样如此。程亚丽认为鲁迅性别观念的历史局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中西方传统的厌女倾向的不自觉接受；二是不幸婚姻所积累的怨恨心态；三是“五四”时期女性主体的缺席和失语导致其国民性表述系统缺失。这三方面的局限有源于个体的，也有源于时代的，有必要仔细辨析。
中西方传统中的厌女倾向对鲁迅的影响，上文已经做过一些辨析。鲁迅的性人格自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影响，同时，也为清除男权意识指出了可能的途径：通过性人格的自我检修，从个体出发清除男权意识的塑造，重造新的价值观。但是，鲁迅毕竟是一有限的存在，个体的深刻自省只能及于一身，相对于男权意识对人类塑造的深远程度而言可谓沧海一粟。即使鲁迅具有深刻的自省意识，也不可能彻底清除性人格中无意识层面的男权价值观。1928年好友章廷谦得子，鲁迅致信祝贺：“恭悉已有‘弄璋’之喜，敬贺敬贺。此非重男轻女，只因为自己是男人，略有党见，所以同性增加，甚所愿也。”贺词自然是戏谑之语，所谓男性的“党见”也有性别自省，但这种戏谑式的“党见”还是显示出鲁迅无意识中深藏难除的男性偏见。当然，这种诛心苛求缺少必要同情，不足为法，此处只为揭示历史之限度。在私人生活领域，鲁迅与许广平的家庭生活虽如上论，建立在爱与真互渗的基础上，但并非完美无缺。鲁迅多次以爱的名义阻挡许广平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以至于许广平事后抱怨：“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虽然许广平以“不是谁向谁‘屈膝’，大家都为了替社会人类工作”自解。但私人领域内的这种自私显然是鲁迅作为有限个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男权遗留。
关于鲁迅在婚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怨恨心态也值得探究。怨恨是“现代社会中已取得正当性的平等价值观念与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结构之间张力的产物”。在现代爱情观出现时，深陷包办婚姻苦海中的鲁迅是否积聚了怨恨似乎不需讨论。其实不然。怨恨的产生不仅仅是上述张力的必然结果，它还和人的主体性有关。按照舍勒的说法，“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引者）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因而，就其生长的土壤而言，怨恨首先限于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自卫的人。”鲁迅虽然身处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激荡中，感受到现代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结构的冲突，又不忍以女性为牺牲，必须“隐忍”。这其中也许有面对“四千年的旧账”的无能感，但鲁迅不是精神孱弱的人，更不是“抽刃向更弱者”的“怯者”。因此，怨恨如果是一种奴隶道德的话（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称），那么，它与鲁迅无关。由此，鲁迅的《寡妇主义》是否如论者所说，将“怒火烧向一切的独身者”？“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表述显然已经演化成对女性教育家的一种的猛烈抨击”。这一判断是否成立？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固然因为个人情感生活的变动不免情绪偏激，但鲁迅与杨荫榆之间的冲突首先是教育理念差异造成的，其次是鲁迅不满杨荫榆借助教育部部令、军警等国家暴力机器破坏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而引发的对抗。杨荫榆虽留学日本、美国，专攻教育学，但她的教育思想和“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相悖。曾抱独身主义、笃信“教育救国”的共产党人向警予敏锐地察觉到女师大风潮背后的观念冲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目的在保存数千年妾妇之道的国粹、专门制造贤母良妻式的附属品。这种教育确是侮辱女子人格的教育，可耻的教育，奴隶的教育，我们何能忍受！”鲁迅的《寡妇主义》也将女师大风潮的原因归结为“寡妇主义”的教育与时代要求相悖：
- 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鲁迅在此文中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立论，但并非以弗洛伊德的厌女倾向（阳具羡慕）为然，而是借助其性压抑假说来论证“寡妇主义教育”对女性的戕害。因此不宜由此推论出鲁迅的言论是怨恨情绪发泄——“恨屋及乌之下乃至连教育界所有独身女性都一杆子打翻”。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谈到了两种使独身生活摆脱生命力“萎落”“变态”的方法：“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这两种方法有鲁迅的切身体验，也可视为其疏解怨恨的方法。怨恨情绪发泄是源于无能感。而鲁迅写《寡妇主义》（1925年11月23日）时已经与许广平定情，原本可能存在的隐忍与无能感应该已经消退大半。因此，将《寡妇主义》看作鲁迅怨恨情绪的发泄显然不准确。怨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心态，自有其普遍性。但是，鲁迅的自省和升华（即“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使他并没有陷入怨恨的泥淖中。
关于国民性表述系统中女性主体的缺席与失语也需要讨论。在新文化运动中，女性因为缺少执掌文化权力的机会，的确经常性地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男性启蒙者所建构的现代性知识缺少中国女性经验，但并不是一直如此。作为女性解放先驱者的男性并没有忽视女性经验构建现代性知识的重要性。周作人把女性“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视为妇女运动的重要动力，20世纪40年代他进一步强调：“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其他呼喊女性自我解放的也代不乏人。这种观点也塑造着觉醒的女性。女性开始自觉地表达自己的经验并努力建构女性的话语体系。在文学领域，女性的主体性体验从庐隐的《或人的悲哀》（1922）开始就已经成为独立于男性启蒙话语和爱情话语的内容。其后，在凌淑华、丁玲、白薇等的创作实践中，这种主体性自我表达越加突出。凌淑华的《酒后》《花之寺》表现出对男性新知识分子未经检修的性人格的戏谑。“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莎菲的这句话可以看作女性主体确立的标志：它毫不犹豫地宣扬了女性的自我定义权。女性主体在那时并非完全失语或缺席。只是对大多数性人格未经检修的男性来说，她们的主体建构经验是完全崭新的。性别体验的门槛使执掌着话语系统的男性很难认知并获得这种经验，而女性在当时缺少执掌话语权力的机会。由此造成了女性崭新的主体经验没有被大量纳入国民性表述系统的局限。这并非鲁迅个体的局限。
这里还涉及现代性别文化建构过程中男性的地位问题。男性能否成为女权主义者一直有争议。否定者认为，男性不可能具有女性的生存体验，也就缺乏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基本条件。他们对女性的阐释无法跨越性别这一自然障碍。另一方面，男权意识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塑造既深且广，男性能否对深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男权意识彻底反省也成为女权主义者们的疑虑。这些论证自然都很合理。不过，如果我们把女权主义运动视为人类新的性别文化建构的组成部分的话，男性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应该重新考量。现代性别文化不同于男权文化之处在于，它要建立一种没有性别压迫、崇尚性别和谐、尊重性别差异的新文化。这一新的性别文化的构造不能缺少男性的参与。在中国现代性别文化初创期，女性尚未大面积觉醒的时刻，男性启蒙者的参与至关重要。何况，男性性人格的自我改造是女权文化建构的重要步骤。周作人曾经谈到男性参与性别解放的重要性：
- 男子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盖男子立言而能近于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场……近二三十年中国思想稍有变动，将来讨论此等问题当有进步，女子自宜代表其同性，男子参加者亦会增多……世事便大有希望，时间纵或稍远亦无妨耳。
周作人希望男子立言近于周姥，理解女子，还是从解放女性的立场出发。这当然很重要。在男权社会中，男子作为统治者、受益者，很难主动体会女子所深受的压迫与痛苦。因此，男子以周姥的立场立言对女性解放来说很有必要：理解是第一步，借此进一步改变男权社会性别压迫的种种，则女性解放庶几可以撤掉许多障碍。但是，从新的性别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男子仅以周姥立场立言还不够。新的性别文化建设是以祛除性别压迫制度，重构性别关系为目的。对男权制度和意识的颠覆与新的性别关系重造都需要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彻底清除男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人的塑造不能只责女性，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应该也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男性的性人格自省是颠覆男权最有效的途径。没有男性自觉的性人格自省就不能彻底颠覆男权的性别压迫，更无从建设新的性别文化。重构性别关系也不能没有男性的参与。推翻男权性别压迫并非以另一种性别压迫代替之，而是彻底撤除性别压迫这种文化和制度，代之以性别和谐、平等，尊重性别、个体差异的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的性别特质并不是要被排除在外，而是以祛除了原有的性别压迫文化的、经过现代性别意识洗涤的男性性别特质参与新的性别文化建设。因此，男性不能以代言者、旁观者，甚至恩赐者的身份参与新的性别文化建设，也不应该被隔绝在外。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有必要带着更多的历史同情来重新审视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作为男性的鲁迅在参与中国现代性别文化建设的伟大意义。
鲁迅的性别意识及其实践无法全然跨过性别的自然门槛；也无法彻底清除男权意识形态对其性人格的塑造；但这些限制并不能抹杀鲁迅现代性别意识及其实践作为时代标高的价值。从性别革命的角度看来，鲁迅的现代性别意识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对男权制度和意识深入而持久的批判是颠覆性别压迫制度的重要力量；鲁迅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与发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性别革命的维度，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时代标高；鲁迅对男性性人格的自省与检修为性别革命提供了样板，指示了个体化的途径。这些使得中国的性别革命并不后于世界大潮。 [213]
后世纪念编辑本段
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170]
纪念场所
截止2013年9月，中国国内共有11处鲁迅纪念场所：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旧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墓；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北京和绍兴。 [171]
- 绍兴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成立于1953年1月，位于鲁迅故居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鲁迅青少年时期在此纪念馆旁的故居生活，往后鲁迅在作品中对此多次提及以及。 [171]
- 北京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就将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照原样进行布置，并于1949年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开放。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171]
- 上海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建国后全国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博物馆），始建于1950年，地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甜爱路200号。该馆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已经形成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生平陈列三位一体的纪念建筑群落。 [171]
- 八道湾鲁迅纪念馆
八道湾鲁迅纪念馆于2018年10月17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落成，该馆再现了近百年前鲁迅生活创作的场景，复原了《阿Q正传》的诞生，诠释了阿Q形象 [179]。
纪念活动
2021年9月26日，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习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发扬他的精神风范。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鲁迅先生亲属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主持会议。 [173]
2021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5周年纪念日，“鲁迅纪念日公众纪念活动”在上海虹口区鲁迅公园内的鲁迅墓前举行，百余名市民群众代表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和纪念鲁迅先生。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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